引言
绍兴九年正月初五日，宋金双方同时向自己的臣民宣布和议告成。南宋方面显得更为高兴，宣布大赦，大封功臣。而金朝方面则反应较为冷淡，只向河南、陕西发布了诏谕申明“割地归宋之意”。
割地归宋
二月间，南宋任命朝官聿周、楼炤与地方官知金州（今安康市）郭浩为接收大员－陕西宣谕使。三月，宋使王伦与金朝的代表兀术在开封办理了“归地”的交接手续，并议定了“官守随例当留关中”的原则。
宋方根据这个原则宣布：“新复州军官吏并不易置，蠲其民租税三年，徭役五年。”于是，陕西各地的金、齐原任地方官员纷纷向宋廷递呈检讨书，然后由宋廷一一原职留用。六月，宋廷“以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七月又“命详验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换发一张委任状之后，陕西各地的“伪官”便纷纷变成大宋的朝廷命官了！
至此，富平之战后沦陷了九年的秦岭以北陕西地区，包括关中与陕北在内，一度又重归宋的版图。通过这个“己未和议”，金朝得到了“面子”和钱帛，宋朝得到了土地和人民。
过去的正统史家从朝廷的“面子”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出发，对这一和议是讥贬备至的。这种讥贬正如当时南宋抗战派对它的抨击一样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并不全面－至少从陕西人民的角度看是如此。从“面子”上说，己未和议对南宋诚然是个不平等的屈辱和约，但若说这个和约使南朱沦落到伪齐那样的地步则未免太过甚其词了。
除了“称臣”“册封”这些名义之外，我们至少要看到伪齐境内驻满了金军。而已未和议后的南宋境内，包括南宋新获得的陕西、河南等地都已没有金军一兵一卒，首先这一区别就具有实质意义。
伪齐完全是个废立由人的傀儡政权，而南宋则是“面子”有亏，主权无损的。如果抛开正统观念，那么南宋在己未和议中以“面子”换土地的做法与西夏当年以向宋“称臣”来换取宋朝默认它蚕食鲸吞宋朝州县的做法并无实质区别。
有人说和议中“官守随例当留”的谅解有问题，并认为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次年金朝毁约后陕西州县纷纷投降的恶果。这种说法有部分道理，允许金、齐官员留任无疑是南宋为了使和议易于达成、达成后也易于实施而作出的让步。
但第一，这种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事实上南宋不仅在“归地”上立即任命了一批来自南方的官员占据要害，而且金、齐旧官虽然多留原地、原官品级，但事权已大减，像关师古、张中孚、张中彦等的帅司职衔都已被免去。由于各地都派遣了南宋将军统率的军队，这些人实际上都处在受监视的状态。其实，对南宋的这种姿态并不需要给予多么重视，那些“伪官”是不受信任的，只要时局稍稳，他们就难免要面临秋后算账。
实际上，南宋一面作出留用旧官的姿态，一面早在宣谕使刚到陕西的绍兴九年四月就已“诏新复诸路监司、帅臣按劾官吏之残民者”，为以后的清洗作准备。而后来那些留用官之所以在金军毁约入侵时又纷纷降金，恐怕正是与他们在归宋后“怀不自安”的惶惑心理有关。
对己未和议，当时在宋、金双方内部都存在着分歧，而金朝内部斗争尤剧。这是因为金朝当时正值走向封建化的关键时期，当太宗、熙宗嬗递之际，皇权继承制度尚未完善，新派与旧派的矛盾、中央集权与贵族会议制的矛盾、封建化与部落传统的矛盾，和太祖与太宗两系子孙争权夺位、贵族之间的个人利害冲突混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金朝政局动荡，政策也因而显得多变。
在“归地”问题上，以挞懒、宗隽、宗磐为首的一派认为：“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而以宗干、宗宪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但是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也没有提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诡计，更谈不上诱宋军北上而歼之的阴谋。
实际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还是皇权之争，对宋政策只是他们互相攻击的口实之一。在绍兴八年前后，挞懒、宗磐一派得势，于是便有割地之议。然而，在和议达成后，金朝政局发生变化。绍兴九年七、八月间，金廷中原先掌权的挞懒一派成员先后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其罪名原来只说是宗磐等“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煽为奸党，坐图问鼎”。后来才提出他们里通南宋、割地资敌的指控。但显然，真正导致他们被杀的原因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挞懒等既被诛锄，金朝对宋政策随即发生剧变。当时南宋陕西的负责官员对金军毁约是有预感的。和议达成时，宋廷派来的陕西宣抚使楼炤曾认为关中、陕北已归我有，秦岭设防当无必要，因而主张撤守仙人关，移蜀口诸军去镇守关中、陕北。
吴璘对此持异议，他指出：“金人反复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金大兵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止隔大庆（指大庆关，今大荔县黄河畔）一桥尔。骑兵疾驰，不五日至川口。吾军远在陕西，缓急不可追集，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
楼炤与接替吴玠任宣抚使的胡世将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仍采取重蜀口而轻“陕西”（指关中与陕北）的态势，以4万人出屯熙、秦，人守廊延，其余重兵包括吴家军主力都仍部署在陕南与秦岭诸口。
事实上，当时宋朝出于对金人的不信任，许多人都怀疑金人有诱宋军北上而歼之的用心，因而无论在陕西还是在河南，宋军部署于新收复地区的兵力都是很薄弱的。从积极方面说，这使得后来金军再时宋军都保有退路，免遭截割与围歼，但从消极方面说，这样的部署实际上不可能有效地保卫新区，因而一旦战端再起，这些地方便望风而陷了。
绍兴九年末，挞懒集团败亡后，宋方陕西当局已预感到战争再次迫近。绍兴十年（年）三月，胡世将多次报告宋廷，“屡言金人必渝盟，宜为备”。当月宋廷免去张中孚等留用官员之职，把他们调赴临安，并任命郭浩接管知永兴军、陕西诸路节制使之职，还授权川、陕当局“军事不及待报者，听随宜措置”。
陕西实际上已处于临战体制。这年五月，金朝毁约南侵，向南宋夺回“旧疆”，再次挑起了宋金战争，这就是庚申之役。金军此次兵分两路，兀术取河南，撒离喝取陕西。在陕西战场，撒离喝采取的正是南宋方面已有所料的战略，即横切关中，把陕西宋军隔在渭北而求围歼之。
但宋军却无力阻止敌人实现这一并不出乎意料的计划。撒离喝从河中府渡河，铁骑长驱而进，不几天便连克同州、京兆，陷凤翔，从东到西扫过关中平原，把南宋川陕守军拦腰截断。于是庚申之役便围绕渭北宋军全师南撤这一战略意图展开。
五月下旬，金军前锋珠赫贝勒部到达凤翔石壁寨，遭到吴璘部将姚仲的反击，金军败退武功。六月上旬，吴璘、杨政致书撒离喝，约日会战。会战开始，撒离喝派骑兵人直冲宋营，宋将李师颜以骑制骑，将敌击败。金军退守扶风。李师颜等乘胜追击，撒离喝亲自出战于扶风西南的百通坊，再次被姚仲等部宋军击败。
与此同时，被隔在渭北的鄜延宋军在郭浩指挥下解耀州之围。郭浩又派郑建充调集渭北其他宋军攻下醴州（今礼泉县），与渭南的吴璘形成呼应之势。
撒离喝在南线未得手，又转旗北向，尽发凤翔金军北攻泾州，遇到宋将田晟的顽强反击。金军迂回至田晟军后进行夹击，田晟军一部分惊遗而败，但其中坚右护军万余人仍力战不馁，终于杀退金军。撤离喝只得又退回凤翔，不再出战。宋军无心久留渭北，遂乘机经宝鸡退入仙人关。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庚申之役从军事角度看，双方都达到了原先的有限目标：金军夺回了“旧疆”，而宋军得以全师而退，保存了有生力量。战役的结果是双方又回到已未割地之前隔秦岭对峙的局面。
结语
但从政治角度看它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富平之战到庚申之役（-年）逐渐形成了陕西的南北分治之势，庚申之役后这种分裂的大势就被稳定下来。金军从富平之战前的劫掠与惩罚式作战，经过富平之战后举棋不定（委之于齐，归之于宋还是自据而有之）的时期，到这时终于定下了金朝直接治理陕西的大计。
南宋则从富平之战时保卫全陕的决心，演变为己未和议时对陕西欲取还却、似守非守的状况，到这时终于基本上放弃了收复陕西（秦岭以北地区）的努力，转而确保“四川”（秦岭以南地区）。南宋设在汉中地区的战时军事行政机构，几经易名，也从叫“四川陕西宣抚司”为主，变成叫“四川宣抚司”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