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的捐赠，不仅取悦神明还赢得家人幸福，难道不是一种美好？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空间很小。在被排除在祠堂祭祖、村社祭神、约所讲法等几乎所有外在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外的她们，在“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了无法让她们再被排除之外的寺庙，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寺庙也几乎是妇女社会生活中，唯一被她们突破禁令而参与其中的公共空间。她们在维护这类属于自己的、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上倾注了很大的热忱，不仅是寺庙的积极捐赠者，甚至是很多乡村小庙创建和修葺的发起者。如乾隆五十二年（），澄城县索家庄瘟神洞的创建，即是由该村“信女数十人，咸兴是念，因各输己资联而为会，兼之善行一举，而随心布施者更如云集。于是于村之西北，募地一分，创建神祠，特塑神像而庙以立焉。”由该修庙碑所反映的捐赠者性别来看，村中的妇女在管理庙务上有着几乎与男子同等重要的作用。咸丰年间，华县北孟村地母庙的创修，也是由该村几位女信众商议发起，“始自苗门彭氏、闫门杨氏、王门白氏、李门刘氏、闫门梁氏、雷门李氏，一同商议，虔心募化。”她们经过数年苦心积累，共为修庙筹集到五十余串钱。再如宜君县石堡村的菩萨庙同样是由乡村妇女热心捐资而修建的。石堡村是一个山谷之间的小村庄，“然居人众多，颇称大聚。仕宦儒生往往而有其于圣人之教泽，王之禁令亦既习闻之，即神道设教如关壮谬、三世佛旧俱建。”康熙二十九年（），村中妇女竞相捐资，在村中隙地建造菩萨庙一间。之所以捐建菩萨庙，是因为她们畏惧生产过程中的痛苦以及难以预料的风险，希望菩萨能保佑自己平安度过危险。一些高官显贵家庭妇女的大额捐赠对于一座寺庙维持下去至关重要。如三原人李锡龄官至内阁中书，咸丰年间，三原县城隍庙修葺时，知县倡导县中绅士捐资修庙，锡龄之妻刘氏闻之，“慨然捐资，独任其事，饬仆从购材料，雇工匠，经始于二年正月至四年八月告竣，共费四万余金。”三原知县在纪念修庙的碑文中盛赞刘氏云：“今神像庄严，栋宇巍焕者，皆刘恭人之义举所成也！”妇女对修庙的贡献不独表现为她们本人捐资多少，还反映在她们能带动自己的家人、族人的捐纳热情。如咸阳县贾村是一个由程姓、边姓、王姓、刘姓等多个姓氏组成的杂姓村，其中村中第一大姓的程氏家族。程家人口数量占到了全村的一半，族类也有很多取得功名者，在全村有较大影响力，故举凡村中修庙事务若有程家参与就能取得很好的结果。贾村有一座全村公奉香火的观音堂，因为年代久远逐渐颓坏，村众目睹此景欲做修葺，苦于所需的工费而因循数年不决。至乾隆三十四年（），这一工程因为程门妇女唐氏的一个异梦而得以完成。唐氏因“夜梦神语，矢愿成功，更喜四方檀越，不惜锱铢，群成善果。”一所村庙的命运能因一人之意愿而改变，可以肯定这个人所具有的超强能力是他人所不具备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程氏为贾村大姓，而整个程氏家族之中，以官至州同知、女儿嫁给其他村庄富户白家的程文正家最为显赫，唐氏是程文正的正妻。她发愿修庙，首先带动了程氏家族的集体捐赠，接着也引起村中其他家族跟随捐赠，最后还有为修庙写碑文的白氏家族廪膳生白本纯的捐赠。分析起来，程氏家族其他家庭受唐氏劝导而捐纳，除了本身有认可这项公益事务的成分外，还带有对本家族长辈尊者的尊重；其他家族的劝捐更多的是对于公益活动的跟风和从众行为。礼泉县王堡村妇女王氏热衷寺庙。该村广福寺自雍正中重修后，百余年未再修，以致墙倾檐折，栋殒榱崩，王氏“慨然以重修为己任，首倡捐施，兼多募化，积本赢余，为纠工计。”先是寺中观音殿和关帝庙损坏最重，修补事急，王氏令其次子王丰盛与三堡乡老商量修补，并令次子亲自督工修葺，经四个月修好；六年之后，大雄殿与地藏殿又面临塌圮之忧，“惟资费尚缺，”王氏又令四子王泰盛与三堡乡老商议筹款修葺，“其不足者己捐资以助之，于九年孟春动工，季夏亦告竣焉。”王丰泰的身份是千总，他修庙捐施白银八两八钱，为庙碑所记的近百位信众中捐赠最多者，他的兄长王丰盛也为修庙也为修庙捐纳了银两，并实际参与了修庙事务。我们不能推断王氏兄弟是否是虔诚的信士，但他们的母亲肯定是虔诚的信士，他们能在修庙事务中“不吝财，不惜力”，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与他们的母亲信仰态度是分不开的。修庙也是一次舆论的兴造过程。王氏兄弟修庙时，他们的母亲“年近九旬，步履康强，不需人杖，子孙满前，社众家安耕织，户乐弦讼，所谓广行善事而降汝以福者也。”乡民将王氏母亲子孙满堂，九旬高龄而步履康强的原因，归功于她修庙所积的阴德。甚至连为这次修庙撰写碑文的礼泉县训导杨翰藻也称赞：“此一举也，福德之来，广大无量，非由一念之诚，获此美报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