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咸阳警方侦办以礼泉县商保国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成员11人，批捕6人。
其中，商保国为礼泉县新时社区大张寨村原党支部书记，商公路为张寨村村委会主任，郭刚为新时社区张则村村委会主任，杨英为西安市鄂邑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丈八寺南堡村村委会书记，贾铁朝为周至县尚村镇马村村委会主任。
该团伙为获取非法利益，长期盘踞咸阳市礼泉县、西安市鄂邑区及周至县等地，相互勾连，涉嫌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奸等违法犯罪。
近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极其重视乡村建设，创新优化基层治理，但“村霸”“微腐败”等问题依然频出，现在陕西又冒出了“村干部涉黑”的问题。这些年，陕西的一些村干部干过哪些离谱事儿？为何村一级治理这么难？出路何在？
村官干过哪些离谱事儿？
北京某高校的一位社会学研究生曾经对基层、农村问题做过一篇调查报告，文中提到一个现象：很多村民在谈及中央政府时，都从心底觉得“党中央好”，但提及身边的基层干部时，却总是不满意。
他还专门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比如基层干部的缺点被放大，付出却被无视；好政策没有执行好；选择性观察，等等。他分析的很有道理，有很多村干部是积极负责、任劳任怨的，但是我们看纪委的各种通报，还是可以发现村干部里有不少“奇葩”，他们的一些行为，损害了基层群众的利益，败坏了村干部的形象。
微腐败。在执行惠农政策时骗取各项补助资金、截留专项补偿款，或者将专项资金挪用作其他用途；利用职权徇私枉法，优亲厚友。比如：蓝田县厚镇北街村支部书记胡三虎、村会计贾兴民、一组组长穆根年、一组会计段东锋四人在移民搬迁征地中，虚报征地花名册，骗取集体土地补偿款；宝鸡市陈仓区东关街道大王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宽让利用职务之便虚报亲属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并领取公益性岗位补贴共计元。
在换届选举中违规。一些地方的基层“两委”班子，因为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基层组织弱化，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插手农村选举，干扰农村“两委”换届。比如：西安沣东新城斗门街道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张振堂等通过宴请拉票；礼泉县昭陵社区南阳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尚县挑唆他人阻碍选举。
涉黑。近年，黑恶势力流窜到部分农村地区，并且摇身一变，“进化”成村干部，还有一些村干部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代言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有些人还善于笼络人员，把上级干部拉下水，成为其保护伞。除了近期被侦办的礼泉的5名村官，近年陕西还有一些村官涉黑，比如：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办水磨村党支部原书记高建民强行阻工、强揽工程；镇坪县牛头店镇先锋村原村干部杜定国堵路阻工、干扰高速路建设；富平县王寮镇军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翟昌平纠集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殴打他人。
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并非一朝一夕，也并非只在某一地，说明陕西部分村官手中权力没有得到制约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其背后深层原因为何？
为何村一级治理这么难？
关于村干部，曾经有“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的调侃，暗示其手中有权。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村干部抱怨基层工作难做，吃力不讨好。出现这种矛盾有一些内在的原因，这些原因也直接导致了村干部的种种违法行为。
对村级治理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政府给了村干部权力但没有很好地管住他们，而其他村民已经失去了制衡村干部的能力。比如，目前农村的集体土地出租、转让、租赁费的多少、土地补偿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官或村委会做主，村官或村干部实际上就是集体财产处置的决策者。还有其他各项惠农政策的执行、一些税费的收取，也要通过村干部来完成。
但是目前对村干部权力的监管又是缺位的，比如近年陕西扶贫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在基层由来已久，原因在于有些地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薄弱，基层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村务公开、村监会监督等事务公开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虽然陕西巡视工作查出了部分基层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不健全问题突出，村干部贿选、作弊、家族倾向、“村霸”等农村问题较多，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基层群众只能寄希望于专项的打黑除恶和零星的曝光。
至于基层出现黑恶势力，形成“村霸”“沙霸”，问题则更复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翁鸣曾经分析，一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坐大，以致长期欺行霸市、鱼肉乡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公职人员为其提供庇护、充当“保护伞”。比如，曾经当过周至县楼观镇团标村副主任的朱群羊嚣张涉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背后有“保护伞”——周至县委原副书记刘武周。
这些“保护伞”因为有利可图，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或职务影响，协调公安、检察或审判机关对相关涉黑人员“网开一面”，使其逃避应有处理或制裁；还有人为涉黑人员违法承揽工程项目、获取经营权等提供帮助，通过借款或入股方式参与其中并获取非法利益，不仅滋长了歪风邪气，使人民群众利益受到侵害，也污染了当地的政治生态。
随着年轻人往城市里涌，有钱人、能人往城市里发展，“农村空心化”的日益严重也助长了一些村干部的嚣张气焰，面对部分村干部的违法行为，留下来的老人、没什么文化和能力的村民也多半敢怒不敢言。这也是村级治理难的一个原因。
还村民一个风清气正的乡村
坊叔曾经专门梳理了村干部日常要干的活，比如负责协调村民关系，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负责一些政府项目的代收费工作；完善村庄基础设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等。
这一方面说明村干部确实是个苦差，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手中的权力不小，如果是在一个穷村还好说，如果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方，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可以迅速“变现”，就成为一个“肥差”了。有些人为了竞选村干部，愿意花大钱去“打点”，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制约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健全村级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对此，有专家提议出台一部《自治法》来明确规范村民自治权利，约束社会组织成员的行为，在法治原则上厘清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村民自治。那么，在加强村民自治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将村官纳入公务员制度，既保障其工作上应得的利益，也能对其实行有效监管？
至于“村霸”和农村的黑恶势力，则要发现一起严处一起，还要突出打击为“村霸”和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掐灭县镇一级基层党员干部为村干部充当“保护伞”的苗头。在制度建设上，要在完善和加强村民自治的同时，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制定完备的村委会选举细则，还要织密巡视网格，将村一级党员干部纳入巡视范围。
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出现，学生逐渐集中到城镇里上学，青壮年也多除外打工，基层政府在探索村级治理的时候，不妨参考一下国家大部制改革的经验，将一些小村集中到大一点的村，形成“中心村”，以便集中管理，减少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矛盾。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曾提出：“灰色”是理解基层治理的另一个维度。其大概意思是基层治理有很多复杂性，很难用简单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个道理、一个判断去呈现出来，一些现存问题实质上是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问题。希望陕西的基层治理者在这个转型期内，尽量早一点发现和解决基层乡村涌现的新问题，还村民们一个风清气正的乡村，让那些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打拼的人们拥有能够看得见又看得清的乡愁。
（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坊